世纪之交，中国文坛的过去与未来同样受人关注。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，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不仅塑造过许多辉煌，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回味的问题，更有一些还未结束、并肯定要带入和影响21世纪的问题。回顾’99文坛，有收获，也有不足，但这种回忆与面对，于未来却是有益的。
回顾’99文坛，以往激情洋溢，总能引经据典加以评述的评论家们欲语还休；他们大都以“平淡”二字形容本来应该出些好作品的世纪末文坛。
雷达：1999年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上，都略显平淡，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，平淡中见风骨，平淡中含有转机，比如就长篇小说来看，不能说好作品很多，毕竟有分量、有风骨的作品也有。比如像《十面埋伏》等其他几部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。中短篇小说，好作品相对少一些，像《永远有多远》这样比较精彩、有韵味的小说毕竟不是很多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反思、怀旧和文化思考类型的随笔、人文笔记、学术文章反而表现得更加突出。
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，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个转机，人们的精神困境、都市生活中的生存、竞争、个人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，描写都市生存境况的作品越来越多。前些年家族小说比较兴盛，1999年的文学重心向城市文学转移，像蒋子龙的《人气》、殷慧芬的《汽车城》、彭名燕的《大腕》、郭潜力的《城市狩猎》、张梅的《破碎的激情》都是很有特色、值得关注的作品。另外，新生代小说家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艺术话语和感觉，如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，文风泼辣恣肆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我认为在小说创作上，数量比较多了，对很多作者来说，写了多年，不断出现自我重复的现象，明显地有些“贫血”和后劲不足。主要是精神资源、思想资源和生活资源等方面的贫瘠，需要补血。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创作落后于生活。如果说过去不在语言、叙述方式、技术层面等方面革新会成为创作向前发展的阻碍的话，现在则是中国作家生活体验、生命体验投入不够。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，生活发展、高科技进步、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陌生起来，如果作家不注意这种积累，很难适应和展现这种生活，这些问题在世纪末变得十分突出。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，有很清新、敏锐的艺术感觉，也有很好的表现力，但我觉得要想成大器，恐怕还得将个人化与赋予历史感的话语结合起来。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像老一辈那么深厚，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文学的未来毕竟属于他们，经过锻炼和调整，无论主题还是境界、创作等方面，都会有提高，文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，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，这里就有亲近读者、亲近时代的问题，任何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时代。
陈村：1999年文坛很平稳，没有出乎意料的事情，总体印象是读文学杂志的少了，读社科综合类杂志的多了。总之很平稳，该写的还在写，该发的还在发。也有些不好的作品，很粗糙，这是一种投机，过几年这样的作品没人提起。我这样评价是根据文学标准，文学应解决心灵的问题，而一些文学作品取代了本来应该由记者调查来完成的报告文学。好的文学作品对文学本身有贡献，不仅有新的语言，新的形式，新的人物，而且这种人物有深度，对读者认识人有帮助，而不是和政策有关。以前我们有过教训，但没有及时总结。像《艳阳天》等作品都不是纯粹的文学，而是受到当时政策的影响。时间证明没有一部这样的小说变成非常伟大的小说，尽管当时很轰动，因为它符合当时的政策，受到各种褒扬，但它宣传的是文学的其他功用，是不长命的。如果政策变了，文学便苍白无力。我认为好的文学与政策无关，而是从广阔的角度反映时代，反映人的心灵，这是文学的任务。当然这些作家也是很有才能的，包括浩然，场景细节的描写栩栩如生。如果真正从人的角度出发，同样可以反映一个时代，而且更为深刻。像沈从文的书，看上去好像在逃避现实，但他写人是非常成功的。文学是人学，总之应从人出发，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。
陈思和：近几年来，我每年都编《逼近世纪末小说选》，很注意小说创作，1998年读到一些令人震动的好作品，感到很兴奋。比如莫言的《牛》《三十年前一场长跑比赛》《拇指铐》等几部作品，差不多是同时发表，但风格迥异，展示了作家强劲的创作能力和丰富的艺术天地。1998年海外的作品也很精彩，如虹影的《饥饿的女儿》，严歌苓的《人寰》等长篇都比较大气，一大批年轻的作家也很活跃，尽管有些不成熟的东西，但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。
1999年的作品比较平庸，没几部有深度、有影响的作品。我感到很奇怪，1999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，应该出现一些好作品，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。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，有一些新的创作主题出现了，如关于人与自然、环境生态等问题，都有些新意。今年10月海南《天涯》杂志举行了“生态与文学”的会议，学者与作家们热烈讨论了所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拥有多种模式的问题，我觉得这种思考和争论至少是值得关注的。
朱向前：我对1999年的文坛整体印象比较平淡。至少不如去年，还有五、六部长篇值得一说。今年真正有冲击力的作品几乎没有。就我个人的视野，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，1999年的长篇如曹文轩的《根鸟》、部队女作家的《英雄无语》。就单篇来说，长篇作品比较有分量。《英雄无语》题材独特，语言考究，作者对英雄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。但是也有不足，就是对文化深度、广度的了解有限。在曹文轩的《红瓦》和《草房子》之后，《根鸟》是一部把唯美主义推向极致的作品，前面是纪实回顾，现在变成精神回顾，完全展开一种想象，语言优美，如诗如梦，表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。但是这些小说对现实的冲击力不够，甚至很难说在社会上能够引起多少反响。一些作品没有完成艺术的转换，只是把现实直白地、生硬地反映出来，并进行了理想主义的加工。
今年是大庆之年，我们搞了很多献礼活动，如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“十部献礼长篇小说”，声势很热闹。但深入人心的、与五十年大庆相称的好作品凤毛麟角，真要说出几部都很困难。“百年百优作品评选”中近20年来的作品太少，这与评委“远宽近严”的评奖标准有关，也跟学术机制有关，优秀作品必须是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检验，但是跟踪式的读法很少，所以对当前的文学有隔膜，真正准确把握作品有一定困难。我认为近20年文学本体回归做得比较好，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，文学以牺牲文学自身规律为代价，跟着政治走的东西多，成就不高。
李敬泽：1999年无论是从创作上还是从理论上讲，是非常平淡的一年，我还真想不起来有什么重要的作品，不像1998年还有引人注目的长篇出现，比如《故乡面和花朵》《日光流年》。从市场角度讲，一些好的小说，于我们的生活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提供一种新的经验面，印证我们对于时间、社会、生活的基本感受，读者还是很欢迎的。它不是凭着幻想，而是对于生活、生存富于挑战性、创造性，同时也取得了市场意义上的成功。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世纪的概念，从来都是60年一甲子，不知道什么是创世纪。但是从20世纪开始，我们也存在一些现代性的焦虑，在历史节奏、时间感觉上，也接受了世纪的尺度。在这个世纪将尽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和历史情怀。第一，我们要回顾百年经历，第二，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有了强烈的认识冲动。中短篇小说没什么可说的，无论是中青年作家还是新生代作家，以及70年代出生的作家，今年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突破，甚至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创作冲动，有一些萎靡。90年代的文学写作也经历了一些以新生代为标志的变革，这种变革赋予了我们最初的力量和冲动，到了90年代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削弱。中老年作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积累，在相对保守的水平上努力进行一种起码他们认为的经典化写作，希望能在文学史上打下印迹。对年轻的作家来说，他们的变革冲动，需要找到新的动力和方向，如何重新找到一种动力和冲动，这很重要。
对于80年代初文学的轰动和今天文学相对冷落的鲜明对比，作家们思考相当冷静，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失落。
肖复兴：我觉得对1999年的文学不必悲观。在文学这块并不热闹的领地里，作者和读者还在坚持着。由于媒体的多样化，可以想见1999年的文学处在走向商业化、读者兴趣转移的双重压力下，文学期刊走向低谷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，但是主流还能在寒风中挺立在世纪末，令人安慰。老、中、青三代也在不断地写出好的作品，像年过九旬的柯灵等；年轻的一代也前赴后继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目前文学创作的不足表现在，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够“现实”，追求艺术品味的作品不够“艺术”。这两年来铺天盖地的散文貌似繁荣，其实多少有些泡沫经济的味道。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能拿出的好作品不多，表面的繁荣说明生产力下降。整体的文学作品生产力不尽如人意。从统计数字来看，去年长篇是800多部，今年300多部。这种不足表现在两方面，一是市场调节的作用，原来的作品太多太滥；同时也表现在对年轻的作者扶持、重视不够。在未来的新世纪，文学创作的主力应该是这些年轻人。至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个人认为，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要尽可能地向读者靠拢，使读者喜闻乐见；艺术品味的作品要体现创新。
季红真：我认为90年代成就最高、最活跃的是女性写作。像林白、迟子建、徐小斌、王安忆，最有实力的长篇是90年代出现的，中篇小说作家比如池莉，也写得不错。她们从自我体验出发，这方面张洁最突出。比如她的《沉重的翅膀》，描写冲破了层层阻力的改革，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；90年代又推出《无字》，描写几代女人的命运。她的语言非常个人化，比80年代更为成熟。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主流在90年代逐渐消减，极少数人保留了这种写作。
秦文君：对于儿童文学来说，1999年是重要的一年。不在于引起什么轰动，而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、普及性的工作。前几年少年小说多，现在覆盖率高了，针对儿童、低幼儿的书也出了些。原来的儿童文学是单向繁荣，现在是全面的，各方面都在发展，好像是一片林子，原来是一个树种，现在是多个树种。另外，儿童文学逐步讲究回归，这种回归有两方面，一是艺术日臻完善，二是向读者回归。儿童文学是特殊的、本位的文学，现在孩子是视听的一代，阅读是需要引导的东西，儿童文学能给孩子们带来感动、阅读美感和审美心理，这样才会把儿童文学的本性、特点确立起来。
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人数不多，儿童文学的读者量占整个读者群的四分之一，但儿童文学的作家只占整个作家群的十分之一，水准也不齐。儿童文学的创造力和数量还达不到相应的水平。创造力强的作品少，大众化的作品少，印数少，能真正在孩子们中间产生影响力的作品少。
陈村：今年文坛上有些争议，最近比较热门的是王朔和金庸，我认为作为读者来说，谁爱看什么就看什么，都有自己的道理，看看谈谈也是好事情。我们周围有很多无聊的事情，比如中国足球，大家不也在边看边骂吗，毕竟看金庸还比较舒服些。也不能说王朔错，金庸也是可以批评的，不管他有多少读者。文坛本来就是多事的，大家也看清了，都是些小事情，关心的人也很有限，不像以前引起轩然大波，让文人搞去吧，大家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，只是增加点生活的花絮，增加点趣味而已。不管你是否承认，本来就该这么过日子。
白烨：从创作上看，1999年中短篇小说创作队伍稳步发展，长篇小说数量比往年少，但质量有所攀升，各个年龄阶层的作者都有，接近主旋律的作品多，比如《中国制造》《人气》，我认为相当不错。关于长篇创作，五、六十年代这一拨人看好，因为长篇需要生活、艺术的积累，如杨争光的《越活越明白》，对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有一些反思；7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、丁天的《玩偶青春》，也都不错。整个作家队伍层次丰富、多样化。
今年文坛的官司也不少。其中一些反映出文学界的人或文坛内外的人们法制观念增强了，但一些可以通过批评或自我批评来解决，不一定非打官司，做无谓的牺牲，也耗费精力。有一些争鸣不够学理化，没能从学理角度上取得应有的成果；从创作比例的角度讲，对于通俗文学批评力度不够。比如《还珠格格》，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中心话题，这些大众化的东西是可以占领市场的，但从精英角度讲，批评家没有起到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。应该引导大众，接受的时候该怎样接受，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平衡。另外，网络文学的概念正式提出，网络文学正在起步阶段，有一定的自主性、随意性，不像书面文学有审查过程。一方面没有创作规律，比较个人化；另一方面不够文学水平的东西也上网了。在网络文学的成长时期，尤其需要批评家的介入、扶持和引导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还有一种现象，有几个述评搞得不错，如“百年百优文学图书评选”等等，在世纪之交，又是50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阶段，这种总结性、“算帐性”的评选有助于我们回顾走过的道路。
谢冕先生说过，我们有很多记忆，而记忆是一种无价的财富。人当然不应生活在记忆中，人应当往前走。但作家不同，作家天生地要肩负历史的重载和承受时代的重压。作家也有微笑的时候，人们从作家的微笑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但即使作家在微笑，我们也能在他们的笑容中看到深刻和沉重。这是作家与普通人的差异之处。普通人可以没有历史感，而作家不能没有。只要不是有意地忘却，每个中国作家都自然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之重。
人类在对过去的凝望和对未来的展望中不断前行，文学也是这样。在恭迎千年破晓之时，中国文坛将跨过惊心动魄的千年历史旅程，迈向另一个千年。文坛在此积聚起巨大的能量，从即将过去的千年时间节点起步，创造新的辉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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